人但凡得到一件心爱贵重的物品，一定会想着放到稳妥的地方好好保护。人心，才是我们自身最珍贵的宝物。心里生出一个善念，就是把这至宝安放在安稳之处；生出一个恶念，便是把它置于危险境地。怎么能让自己身上最珍贵的心，舍弃安稳而去走向险境呢？实在是太不深思熟虑了！
一句话就会冲犯天地间祥和之气，一件错事就会折损一生的福分。应当时时刻刻留心自省体察，不能在细小的地方疏忽大意。
从前我的父亲文端公张英，时常拿“知天命”的道理训导子孙。闲暇安闲时就诵读《论语》，说：“不懂天命，就无法成为君子。”人生的穷困显达、得失祸福，天命早已注定，人又怎能违背？那些终日忙忙碌碌、一心追逐利益躲避灾祸的人，只是白白耗费心神、败坏品行，终究丝毫改变不了天命分毫。我已故的兄长张廷瓒，常年听家中长辈这番教诲，后来主持山东科举考试，就用“不知命”这一节作为考题。可惜啊，能看透这个道理的人太少了。
康熙五十九年冬天，山东一批私贩食盐的不法之徒，聚集人手劫掠各村。六七个匪首，每人手下各有几百歹徒，日夜四处横行，南北通行道路几乎被阻断。另外青州秀才鞠士林，带头宣扬旁门邪教，收拢亡命之徒，肆意做违法作乱的事。当地巡抚、总兵全力抓捕惩治，一共抓获一百五十多人。当时我担任刑部侍郎，圣祖康熙皇帝下令，让我和都统托赖、学士登德一同前往济南，会同当地巡抚、总兵从严审问处置。皇帝特意下谕：“这群人胡乱假冒将军名号，图谋作乱。如果按照常规流程送刑部、六科复核再请示圣旨，会耽误时机，还怕滋生别的祸事。你们审讯查清实情后，该判死刑的，直接在济宁处决；该流放充军的，带回京城发配。”我接到命令心中惶恐，十分担心不能办好差事；况且一同办事的两位官员都是初次相交，怕彼此想法不合、互相猜忌牵制。一路上我们结伴同行，彼此坦诚相待，没有隔阂矛盾。到山东之后，我日夜翻看卷宗案卷，摸清整件案子的大致实情，于是当着众位同僚说：“这只是盗贼抢劫案，不是谋反叛逆案！”众人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我说：“犯人口供里有仁义王、无敌将军、义勇王、飞腿将军这类称呼。单看‘飞腿’，不过是市井混混的绰号。所谓伪称王号，全是路上传来的不实流言，不值得深究定为谋逆重罪。”众人都认同我的看法。随后我们逐一提审拷问，全部按盗匪案件结案。当场处决七人，流放三十五人，断脚筋惩戒十八人，身有残疾重病免罪七十二人，查实无辜立刻释放二十五人。
一开始匪首招供，各自手下有几百人，汇总推算涉案人数不下两千。我心想罪责只在领头恶人，如果把被迫跟随、附和作乱的人全部牵连治罪，就辜负了皇上宽厚仁慈的心意。所以只审理按察使押送过来的一百五十多人，除此之外没有再抓捕任何人。即便在押犯人里，有人供认自己是某某人家佃户、仆役，或是乡绅富家雇工、租房住户，我们也一概不再追查牵连户主。当地所有文武官员，从巡抚总兵到典史、低级武官，按律法都有疏于稽查、放纵盗匪的罪责，我们记录下他们抓捕贼人的功劳，免于追责，也是体恤君王宽厚包容的心意。案子快要审定之时，当地文武官员前来劝说：“大人断案虽然宽厚，但这群盗匪党羽极多，没被抓捕的还有几千人，不重重惩治让他们心生畏惧，等大人回京之后，他们一定会再度作乱，到时候就要担治理不力的罪责，该怎么办？”我笑着回答：“我们只应当宣扬皇上如同上天一般、爱惜生灵、存疑从轻判罪的大德。如果为了地方官员提前防备祸患，就随意残害百姓性命，完全违背审案的本意。况且因为判案宽厚而获罪，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，各位不必替我担忧。”后来我回到京城，派人打探山东近况，盗匪团伙慢慢自行溃散，再也没有盗贼作乱的警报。由此可见君王恩德教化能感化人心，审案断狱不该苛刻严苛。凡是临时聚集的乱党，必然有一两个大恶人带头，只要除掉主犯，被迫跟随的人都能改过向善，不能靠大肆杀戮来防范祸患。这桩案子的判词文书由我亲手拟定，我把这件事写下来，告知天下所有审理案件的官员。
《周易》说：“品行良善有福分的人，言语很少。”由此可见话多的人容易招致不祥，不祥积累便会引来灾祸。追求吉祥、避开祸患的办法，全在说话的分寸之间。朱熹说：“灾祸往往由言语引发。”这句话和《周易》的道理相辅相成。黄庭坚说：“就算一万句话都说得妥当，也不如保持沉默。”这句话应当一辈子牢记遵守。
每说一句话、做一件事，总要想着能对别人有益，生怕伤害他人。这么做不只是积累德行，也是有福之人的面相。
先父文端公有一副对联：“世间万物都靠诚心相互感应，天地造化最厌弃投机取巧。”另一联：“保全家业最好的办法是慎重交友，求取声名最好的途径是专心读书。”姚端恪公的对联写：“心中常存生机暖意，时刻记着世间穷苦之人很多。”他的《虚直斋日记》又写：“自己心中烦闷，就把暴躁脾气发泄在别人身上，合适吗？自己事务繁忙，就拖延别人的急难之事，合适吗？”这些话都应当当作左右自省的座右铭。
从前读书用小书桌，笔墨砚台杂乱堆放，书本堆积如山，处处局促难受；后来换了一张大书桌，摆放东西宽敞有余，心里十分舒畅。由此可知世间处事的道理：心胸宽宏才能包容万事。懂得包容，外物各得其所，自己内心也安然舒适。虽说宽容是好事，但宽容的分寸很难把握！世上也有人一味宽厚，纵容奸邪、留下后患。大体上内心宽厚仁善，外在行事规矩严格，才算是恰到好处。
普通人病逝之后，家中子孙常常认为是医术低劣的医生开错药方造成的，甚至有人一辈子心怀怨恨。我曾经笑着说：“怎么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如此轻薄，反倒把医生的作用看得太重！”庸医用药出错，最多只会让病情迁延反复，难以快速痊愈。如果寿数将近、天命已定，就算是神医扁鹊，也无力回天。死后却怪罪医生医术不好，实在是冤枉人。
雍正八年八月，京城发生地震，家中子弟惶恐焦虑，觉得天地之间没有安身之处。我对他们说：“上天降下灾异应当心存敬畏，这本是常理。但北方平地地震、南方行船遭遇风浪，事发仓促无法提前察觉，又怎么能预先躲避？你们只需要谨慎守住本心。如果一辈子没做一件恶事，没起一丝坏念头，独处之时内心坦荡，面对神明也毫无愧疚，上天绝不会降下大祸惩罚。人心由自己掌控，这是躲避灾祸最简单可行的办法。”
世上心思缜密善于算计的人，做任何事都想要谋划周全、面面俱到。若是谋划尚有疏漏，一味算计又有什么用？只会落下苛刻严苛的名声，招来众人怨恨。倘若事事算计得毫无破绽，更是会触怒天地造化，是最大的不祥。
遇到事情身处最坏境地时，要往乐观的方向思考；身处顺境诸事圆满时，要预想潜在的忧患。
人的一生荣耀屈辱、升迁贬谪都有既定天命，应当安守道义、顺应天命。我在内阁任职，同时掌管吏部，经常看见皇上想要重用的臣子，到将要任用之时，有的遭弹劾处分，有的重病，有的离世，最终没能启用。也见过皇上原本不愿任用的人，因为旁人举荐、或是朝中一时缺人而得到官职。仕途得失起落，连帝王都无法完全掌控，何况普通臣子？由此可知，“君主宰相能改写他人命运”的说法，完全不符合实情。
行善是为了端正自身品行。如果说行善就一定能得到福报，世上也有很多行善之人没能享福。好比文章写得优秀就能科举中第，可世间也不乏文笔绝佳却落榜的读书人。但不能因为好文未必登科，就不肯用心写好文章；同理，也不能因为行善未必得福，就停止行善。
一个人德行操守越高、名望越重，旁人暗中监视挑剔得就越细致，议论评判也越严苛，自身约束稍有松懈，名声和品行都会一同受损。从前听过一个故事：有一位老和尚，修行之心十分坚定，日日精进从不懈怠。上天派神明暗中考察，吩咐道：“如果他依旧和从前一样勤勉，便可渡化超脱；倘若修行懈怠，便是虚伪欺世，可将他惩戒。”神明暗中观察许久，找不到他一丝过失。一天和尚上完茅厕，走到河边想要洗手。神明心想：终于抓到他的过失，正要出手惩戒，和尚忽然转念一想：河水是附近百姓饮用的水源，怎么能用洗手弄脏它？于是俯身用嘴含水洗干净双手。神明见状躬身行礼说：“你的道心坚定不移，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了！”倘若当时他没有生出这份体恤之心，遭到神明惩戒，多年修行便会前功尽弃。这个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不经，却可以用来警醒自己。
我近来公务越发繁杂，吃饭睡觉都没有固定时辰，哪里还有空闲打理家事？这才懂得古人所说的“因公事忘却私事、为国事放下家庭”，不是刻意去遗忘，而是形势逼迫，不得不如此。况且蒙受君王恩典越厚重，身上官职责任越重大，就算心底没有私心，也会担心自己见识浅薄、才干不足，处理事务有所疏漏。如果心中还暗藏私心，便是有意犯下过错，定会愧对天地神明。
身居高位的大臣统御下属的准则：不只是靠自己管束旁人，更要借旁人监督约束自己。如果上位之人存有私心，下属就会效仿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比如我只想简单喝茶，下属便会想着饮酒；我若是设宴饮酒，下属就会大肆铺张摆酒席。唯有一心公正、自我约束，才不会被底下人看穿私心。一旦心思被下属看透，下级官吏便会毫无顾忌，又怎能指望他们遵守规矩法度？
做任何事贵在谨慎守密，朝廷军政大事尤其不能随意对外人言说。古人“温室不道树”的典故足以说明这个道理。总而言之，真正修行得道之人不会随意谈论仙界隐秘；随口妄言吉凶祸福的，都是靠旁门巫术欺骗世人的巫师方士。
“同处宫廷便容易互相妒忌，同住一家便心生嫌隙”，说的是朝夕相处、一同办事的人容易互相猜忌。至于和自己毫无利害牵扯的陌生人，听见别人事事顺遂，心中便闷闷不乐；听闻他人遭遇灾祸，反倒津津乐道，这都是嫉妒之心在作祟。我看世上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，要时时自省克制，免得养成福分浅薄的心性。唯有我的两位先祖，天生忠厚善良。每次听闻旁人遭遇困苦灾祸，内心便为之难过，单单这份体恤他人的心肠，便是常人很难拥有的，也给后代子孙留下绵长福泽。
古人时时告诫，要警惕家业、权势过于鼎盛。《尚书》说：“世代享受厚禄的富贵世家，很少能长久恪守礼法。”身处富足优渥的环境，人心容易放纵安逸；身边又缺少正直贤良、良师益友规劝约束，难免放纵失度。好比容器盛水，装得满满当当，就算放在平稳之处，尚且担心倾覆漏水；如果放在倾斜的地方，再用力摇晃，不仅水会洒光，容器本身也会损毁。身处鼎盛富足却不知谨慎自持的人，和这个道理没有两样。
人想要修养德行、精进学业事业，没有不持守静心就能有所成就的。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写道：圣人以中正仁义为立身根本，以宁静自持为核心。《大学》也说：内心宁静才能安稳，安稳之后才能深思熟虑。不只是治学如此，纵观世间长寿多福之人，无一不是心性平和沉静，静心修身的意义实在重大！
世人眼中的乐事：华美宅院、妻妾相伴、光鲜衣物、丰盛精致的饮食、华丽歌舞，这些使人快意的都是外在之物，和内心真正的快乐无关。唯有安守本分、遵循天理，心中没有愧疚，睡梦安稳，心神闲适，才是发自本心的真快乐。那些大富大贵之人，极尽奢华放纵欲望，内心却终日惶恐忧虑，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快乐可言。
我从小身体虚弱多病，精神不足，走一里多路就疲惫支撑不住。两位先祖常常为此忧心。我因此格外注重调养身体，作息规律、节制饮食，时刻警醒克制。二十九岁步入仕途之后，身体才稍稍强健。三十二岁，承蒙康熙皇帝召入南书房办事，清晨入宫、傍晚出宫，一年到头没有空闲。前后十一次跟随皇帝去往塞外，夏天伴驾去热河避暑，秋天随帝王到辽阔边塞狩猎，骑马奔波，吃饭作息全无定时，却并不觉得劳累。还记得丁亥年秋天，各蒙古部落首领盼望圣驾亲临，皇帝远行巡幸，走遍各个蒙古部族。极远的荒漠边境，我都执笔随行记录，一百多天日日骑马奔波，身体勉强支撑，没有病倒。等到雍正皇帝登基，我蒙受特殊恩典，身负极重的委任。雍正五六年之后，我身为大学士，同时兼任吏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全是繁杂紧要的要职，早晚都要在内廷值班，皇帝随时传召，一日多次觐见已是常态。西北两路战事接连不断，我遵照密旨统筹规划，紧急军书四处传递，片刻不能耽搁。每次到朝堂、官署处理公务，各部官吏、文书差役捧着案卷围在身边，常有上百人轮流上前等候我决断。坐在轿子赶路时，我依旧翻阅公文；骑马进紫禁城，办事小吏跟在身后，随时禀报待办事务。我主持十几处史馆、书局修书，参与编纂的官员时常拿着疑难文稿前来请教，每件事都仔细斟酌，不敢敷衍。每到傍晚回到住所，点两根蜡烛，处理完当天没做完的公务，还要备好第二天要上奏的文书。盛夏夜晚，也要到二更天才休息；有时躺在床上想到某件公事、文稿尚有不妥，立刻穿衣起身亲自修改，黎明时分交给文书誊写呈递。皇上深知我公务繁重，多次体恤劝勉，下谕说：“你的公务繁重到这般地步，一天处理的文书能装订成册，旁人十天都办不完，恐怕你吃饭睡觉都得不到休息。往后一定要爱惜精力，不要过度操劳，不要辜负我的挂念。”蒙受这般深厚皇恩，我更不敢不尽力报答万分之一。回想五十岁之后的身体状态，和三十岁以前截然不同。这全靠天地、祖先暗中护佑，而我长久以来谨慎养生、时时爱惜身体的心念，也起了很大作用。
普通人的听觉、视觉能力大致相差无几。但如果心神安闲、气息平和，感官敏锐度就会远超常人。雍正元年、二年，我和高安朱文端公两次主持会试，坐在阅卷堂批阅考卷时，我伏案握笔不停批注，同时四座考官闲谈、放榜时场外御史向内帘传递消息，所有对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，事后一一复述给朱文端公。朱公感叹：“古人说有人能五官同时并用，我从前从没见过，今天总算在你身上见到了。”我答：“您太过夸奖，我实在担当不起，只是一时心神安定才如此。”如今年过六十，感官远不如从前灵敏，可见人的视听能力，会随气血盛衰而变化。
近来承蒙圣上恩典，赏赐宽敞宅邸、秀美园林，我内心十分愧疚，觉得这份恩赏远超本分。从前先父文端公担任礼部尚书时，家中房屋仅有寥寥几间；后来接连升至内阁宰辅，几十年不曾更换一根房梁、增添一片屋瓦，他常说：“哪里敢长久贪恋富贵宅邸！”他为人谨慎、生活简朴，时时刻刻想着辞官退让。后代子孙应当明白这份本心，不该总嫌房屋产业不足。
天资聪慧之人，经历一番苦心磨砺、深思磨难之后，眼界见识自然成倍增长，行事愈发恭敬审慎。与其靠肆意高谈阔论求得一时畅快，不如在言语行事处处谨慎之中寻得长久心安。
身为臣子履职办事，只需坚守公正本心，旁人的诋毁、赞誉都不必放在心上。诋毁和夸赞都源于他人一己私心，我不愿曲从旁人私欲，宁可承受非议，也不愿接受旁人刻意的吹捧。
《他山之石》书中写道：世间一切心病病根，都源于执念深重。沉迷歌舞美色，便会心神虚弱；执着钱财利益，便会贪婪无度；一心追逐功业，便会虚伪造作；过分看重名声，便会偏激矫情。我只用一剂良药化解所有执念，那便是“看淡一切”。唉，这番话实在是治愈人心的良药！
有人拿不合情理、办不到的事来求我，我直接点明行不通并婉言拒绝，对方一定会心生恼怒。但趁早斩断他不切实际的妄想，也是一件积阴德的善事。如果含糊犹豫，让他心存非分期待，最后事情不成反而连累他获罪，便是造下罪孽。人做事要留有余力，才不会被事务拖累。好比能喝十杯酒的人，只饮八杯，酒量尚有富余；硬喝十五杯，便会承受不住。
世间所有事都逃不开天命，人寿长短早已注定，不是药物能够强行更改。先父文端公常说，仁和顾山庸先生背上生毒疮，花费几百两银子医治才痊愈；同一时期隔壁贫苦百姓也得了同样的疮，没钱抓药，每日只喝稀粥调养，最后也痊愈，康复的时日和顾先生完全一样。由此可知天命自有定数，生死不由医药决定。
我搬家从来不挑选黄道吉日。有人问起缘由，我说：“天下无论贫富，婚嫁一事人人都会挑选吉日，但婚后有人长寿、有人早逝，有人富足、有人穷困，境遇千差万别。可见时日吉凶并不可靠，人的一生自有天命，挑选吉日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我天生体质虚弱，每顿饭只吃一小碗，油腻鲜美的食物浅尝即止。一辈子从未得过疟疾、痢疾，都是因为饮食节制。世上为了一时饱腹大吃大喝，最后吃出疾病的人，实在数不胜数。
身处顺境，要往坏处、退后一层思虑；身处逆境，要往好处、向前一层勉励自己，这是处世最好的诀窍。每当公务堆积、繁杂难处理时，我便宽慰自己：还有比眼下更繁杂的事务，这点辛劳不算什么。心中平静，处理事情也条理分明。就算寒冬酷夏，也用这般想法宽慰自己，怕冷怕热的烦恼自然消散。
做官首要操守是清廉。守住清廉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懂得忍耐。我记得姚和修说过一句话：“有钱便安稳度日，无钱便安守本分、看淡得失。”人如果能咬牙忍耐，绝不收受不义之财，为官的道理就领悟大半了。
臣子侍奉君主，能够胜任官职的，尽心办好公务便是报答皇恩；体力才干不足以履职的，主动辞官还乡也是报恩。全身而退，不让朝廷空养无用之人，留出官位给有才德之士施展抱负，同样是报答君王恩德。
人修建坟墓安葬先祖，本意是让先人魂灵安稳。安葬之后子孙兴旺，自然能看出墓地风水祥和；如果一开始就一心想着靠坟地谋求自家富贵，这份念头就不可取。
《大学》有言：不合道义得来的钱财，最终也会不合常理地散尽。一辈子分毫必算，费尽心机积攒财富，天地造化会心生厌弃，必会让他像丢弃泥沙一般，一朝散尽全部家产。平日里辛苦劳作积攒钱财，转眼肆意挥霍一空，这般贪财又有什么意义？所以古人但凡不合道义的财物，一丝一毫都不会收取。
世家子弟依靠祖辈留下的家业，却不能守住门户，反倒沉迷歌舞乐伎、收藏古董字画。沉迷声色歌舞的，自身在世时就会败落家产；痴迷古玩珍宝的，家业传不过两代。这类事例我见过太多，所以时时拿来告诫后人。
前人摘取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两句合成对联：“严于约束自身，过失便会很少；内心纯诚恳实，便是最大安乐。”我常年牢记这十个字，时时自省。
我做官多年，每次遇到升迁、贬黜之事超出众人预料，旁人便会互相惊告：这里面一定有私情内幕。我笑着说：天地之间哪里有那么多人为算计的内情？众人往往不肯相信。我再解释：细细思索其实自有缘由，那便是天命定数，这便是万事背后的根本缘由。
夏天退朝闲暇之时，翻阅《津逮秘书》丛书，足以忘却酷暑，还能增长见闻学识。但书中常有粗俗不堪、低俗露骨的文字，可见古人写书有时下笔轻率，这是很大的弊病，阅读之人要加以甄别取舍。
古代帝王避讳制度十分严苛。唐玄宗名隆基，史学家刘知几为避“几”字改名；宋钦宗名赵桓，连读音相近的“丸”字都要避讳；宋高宗名赵构，凡“勾”相关文字全部回避，勾龙姓氏都要改写。唯独本朝避讳禁令十分宽松。雍正皇帝在位时，看见大臣奏折刻意回避与帝王名字读音相近的字，便十分生气，说：“我哪里有那么多需要回避的字？并非我的名讳却刻意避开，反而是不敬。”到乾隆元年，当今皇帝登基专门下谕：帝王双名不需拆分避讳，连御名本字都不必刻意回避。单从这件事，就能看出圣主胸襟眼界远超历代君王。
宋太宗评价吕端：处理细碎小事看似含糊不计较，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却清醒决断。鄂尔泰相国说：大事万万不能含糊，小事一定要懂得放宽心胸不计较。如果事事锱铢必较，遇到重大抉择反而会思虑混乱、处置失当。这句话意味深长，应当静心细细体悟。
雍正年间，我每日在内廷值班，皇帝用膳时常召我一同陪同。我看见皇上连一粒饭、一点饼渣都不肯丢弃。平日闲时召见百官，必定教诲众人爱惜粮食，禁止随意糟蹋物产。皇上还曾对我说：“我没登基、居住王府时，和旁人同行，绝不会踩踏别人头顶的影子，也从不踩踏小虫蝼蚁。”圣主恭敬俭朴、仁厚慈悲，连细微小事都谨慎自持，实在难得。
前人评价陆游的诗：融合各家文风，包罗世间万物，意境灵动多变，气韵浑然一体。我从小诵读陆游诗作，几十年书本常伴案头，其中妙处说不尽。比如七言绝句《游近村》：夕阳斜照、古柳环绕的赵家庄，背着鼓的盲艺人正在说书。人死后是非对错谁又能评判？全村人都在听蔡中郎的故事。还有《夜食炒栗》：牙齿松动感叹自身衰老，烤熟的山栗消解夜里饥饿，吃栗子时忽然想起年少进京、清晨在和宁门外等候上朝的往事。写身边再普通不过的小事，文字含蓄耐品，反复诵读也不觉得乏味，真是浑然天成的文笔。
《诗经》三百篇是诗歌的源头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但很少有人晓得，精妙深邃的文学道理，早在《诗经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。《尚书·虞书》写道：“诗是抒发内心情志的，歌唱是拉长语言的声调；音调依照言语的长短起伏，音律用来调和歌声。”我们钻研写诗几十年，如果真能透彻领会这十二个字的内涵，作诗自然能达到高妙境界，这种境界是没法只用文字讲清楚的。
鄂尔泰相国说：“杜甫《胡马》诗里‘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’两句，人人都觉得写得好，却不懂妙在何处。上等骏马奔走驰骋的时候，每一步都踩得扎实，所以说‘无空’；每一步都分寸不乱，不会漫无边界乱跑，所以说‘无阔’。正因为它稳健有度，才值得人把性命托付给它。”我常年随侍帝王出行，见过无数良马，深知西林公这番见解十分精准，点透了杜诗内在的神韵精髓。
《尚书·虞书》记载，上古礼乐奏响之时，野兽全都相率起舞，凤凰也飞来栖息朝拜。这只是史官极力渲染君王德教普及天下的盛况，不一定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。
先父文端公说，《诗经·召南·摽有梅》这首诗，是待嫁女子的父母所作，并不是少女本人写的。从前先贤就有这种解读，应当采信；朱熹的注解是不对的。
先父说：“《诗经》‘民之失德，干糇以愆’一句，是古人用来严格反省自身的话，并不是轻视天下百姓。”这个解读我铭记于心、由衷信服。如果不这么理解，那诗人的文字就会存在很大的语病。
我二十岁那年读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，当时就觉得这篇文章是后人代写的，并非陶渊明亲笔。文中“不羡慕荣华名利”“看淡得失”“不因贫贱忧愁”“不急于追求富贵”这类话，刻意标榜的痕迹太重；真正天性超然淡泊的人，不会刻意写出这类自我标榜的文字。这虽然是我年少轻狂的看法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也未必全无道理。
我从前写的诗作，大多都在火灾中焚毁，子女每次提起，都深感可惜。有一天读《竹坡诗话》，书中记载：杜牧当年在宣城做幕僚，游览泾溪水西寺，留下两首题壁诗。其中一首写道：“三日去还往，一生焉再游。含情碧溪水，重上粲公楼。”这首诗如今还题写在寺庙墙壁上，杜牧自己的诗文集里却没有收录。由此可知，古代文人有大量绝妙诗句散佚失传。我读到这里，叫来长子张若霭，指给他看说：“古时大名鼎鼎的文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我呢？”说罢一笑释怀。
从前先父文端公到吕洞宾仙祠祈梦，梦见搬入新房，家里人挑着一担砚台随行。我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，于是取号砚斋，还刻了两方印章：一方刻“砚斋”，另一方刻八字“以钝为体，以静为用”，这句话取自北宋唐庚的《古砚铭》，用来时刻勉励自己。
偶然读到明代笔记记载：当时朝鲜的镜面笺纸，中原没有纸张能比得上。五代吴越钱氏政权时期，温州出产蠲纸，洁白紧实顺滑，质感近似高丽纸。造纸人家专供官府，就能免除赋税，所以取名“蠲纸”。北宋至和年间，这种纸才作为贡品送入宫中；后来权贵无休止索要，造纸百姓无力承担，便不再生产。如今京城所用高丽纸，质地虽不算细腻，却格外厚实坚韧，远超内地纸张。至于上等的高丽镜面笺，已经很难见到，我只在董其昌的书法真迹上见过。本朝建立之后，朝鲜国王只把这种纸用来书写上表文书，民间商铺再也买不到了。
《竹坡诗话》说：诗人写文字，要把典故、史实藏在字句之中，不直白显露，读者却能领会深意。我读司马迁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：天一星、枪星、棓星、矛星、盾星晃动，星芒交错，预示将有战乱兴起。杜甫诗句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”，暗中化用司马迁这段天象文字，诗句暗含战乱动荡的意境。作诗能达到这种含蓄藏典的境界，才算精工高妙。我翻书偶然读到这段，指给家中子弟看。古人作诗、品诗的精妙道理，全都体现在这里，学写诗的人不能不明白。
偶然翻阅北宋韩琦的私人记录，韩公曾说：“内心刚正不屈，待人外在却温和包容，这样行事能办成很多事。”又说：“得志时能建功立业，失意时能远离灾祸，唯有韬光养晦、深藏不露能做到。”又说：“看清对方是奸邪小人，就用对待小人的方式与之相处，不必和他计较争辩。”又说：“人能救助危难、接济旁人急难，固然是善事；做完不四处夸耀，就更为可贵。”又说：“减少私欲，繁杂琐事自然变少。”谈及与君子、小人相处的分寸，他说：“待人一律要心怀诚恳；只是认清是小人，就只做浅淡往来，不必深交。”普通人发现小人欺骗自己，一旦察觉，必定立刻戳穿对方；唯独韩琦不同，他心里完全看透小人的算计，却隐忍不发作，不显露一丝不满。哪怕说起小人忘恩负义、构陷自己的往事，他也语气平和，如同闲谈寻常小事。以上几段话，文字虽然浅显，字里行间满是温和忠厚的胸襟，时隔千年，读文字仍如同当面相见。我于是吩咐子弟抄录下来，时常翻看自省。
《尚书·周书·君陈》写道：“你有好的治国方略，在内殿之中禀报君王；对外推行之时，却要归功君王，说：这些良策，都是我们君主的圣德。”自从宋代儒者以来，很多人认为这段话是周成王不妥的教导，我却不这么看。当年周公把殷商遗留的不服教化的百姓迁到东都，亲自监管；周公去世后，成王派君陈接替他。当时殷商旧民沾染叛逆习气已久，如果不唤起他们尊崇君主、感念恩德的心，很难让他们打消作乱的念头。所以成王教导君陈对外宣扬君王恩德，用来教化百姓、改良风俗，并不是教大臣谄媚吹捧君王。看下文记载：“殷商罪人应当惩处，即便我说要治罪，你也要斟酌可否宽免；即便我说赦免，你也要斟酌可否惩处，务必恪守中道。”成王期许君陈忠心正直、匡补过失，这份本心和舜帝“我有过失，你要辅佐纠正我”的理念完全相通，并无差别。
《尚书·皋陶谟》记载：“帝王德行毫无过失，治理百姓简约不繁，统御众人宽厚包容；刑罚不牵连子孙，赏赐恩泽绵延后代。无心的过失，无论多大都可宽恕；有意作恶，无论多小都要惩治；罪行存疑，从轻处置；功劳存疑，从重嘉奖。与其错杀无辜之人，宁可放过有嫌疑的罪犯。”以上种种仁厚德行，古往今来恭俭慈爱的君主，或许能做到几分。至于“爱惜生灵的仁德浸润百姓内心，百姓自觉不会触犯官府律法”，便是圣人以德感化万物、德行与天地相融的至高境界，唯有舜帝配得上。也正靠这一段文字，才能完整展现至高圣德、圣人教化万物的全貌。所以我说：唐太宗释放死囚，囚犯全部按期归来，这是唐太宗的贤明；舜帝常怀好生之德，百姓自愿守法不犯官府，这才是舜帝独有的至圣境界。
偶然翻阅南宋韩世忠传记，韩公曾告诫家中子弟：“我名叫世忠，你们不必避讳‘忠’这个字；刻意回避不提，便是忘却忠义本心。”我名张廷玉，“玉”字日常随处可见，很难避讳。我一生都告诫下属、门生，不必因行文触及我的名讳而顾忌；后代子孙也要明白这份心意。真正敬重祖辈，应当用心遵循先辈教诲，不必纠结避讳这类细微小节。
从前同辈友人诗作里的佳句，我读过就能背诵，长久不忘。如今年老记性大不如从前，能记住的只剩十分之一二。比如揆叙院长《咏白杜鹃花》：“三更枝上月如霜。”查慎行（悔余）《咏金丝桃》：“偶分处士篱边色，仍是仙人洞口花。”鄂尔泰《咏枣花》：“林端暖爱初长日，叶底香怜最小花。”赵大鲸（横山）《赋得柳桥晴有絮》：“雪点朱阑暖未消。”这些都是描摹景物精工绝妙的句子。我还见过朝鲜文人诗集，里面一首渔父绝句写道：“人世险巇君莫笑，自家身在急流中。”意蕴深长，耐人品读。
君子秉持正道，旁人可以用合乎情理的假象蒙蔽他；人一辈子完全不被欺骗，是绝不可能的。如果自以为没人能欺骗自己，这是最愚钝的想法，恰恰是日后受人蒙骗的根源。
世间凡是学识深厚、眼界开阔、福分深厚的人，没有不心性沉静的。
世上依仗才华、意气用事的人，一旦遭遇打击挫折，便会觉得难以承受。细细想来，这类磨难未必不是好事。
有的人总爱发表颠覆定论的议论、写标新立异翻案的文章，这正体现出他心胸狭隘、治学偏颇。孔子说：“中庸之道很难做到。”通读整部《论语》，哪里有刻意猎奇、颠覆常理的言论？
如果不能透彻理解“知人论世”的含义，就没有办法真正读懂史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