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章我们讲了两宋的内政和边防，主要站在宋朝的角度看问题。但历史不是只有一面。当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汴京讨论新法旧法的时候，在北方广袤的草原和西北苍凉的高原上，几个强大的政权也在书写自己的故事。他们不是配角，更不只是“蛮夷”。他们的制度、他们的文化、他们和汉人世界的互动，同样是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先讲辽朝。
契丹人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史书里了。他们是鲜卑人的一支，最早生活在辽河上游，以游牧和渔猎为生。唐朝末年，中原大乱，许多汉人逃亡到契丹地区，带来了农耕技术和行政管理经验。公元907年，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。这个人非常了不起。他不只善于骑马射箭，还很懂得利用汉人的智慧。他在位期间，仿照汉字的偏旁结构创制了契丹大字，后来又创制了契丹小字。他收留了大量逃亡的汉人，让他们在草原上筑城种地，渐渐形成了一批汉人的聚居区。公元916年，耶律阿保机称帝，建立契丹国，后来改称辽。
辽朝最让人惊叹的制度创新，是“南北面官制”。这是一套两套班子并行的制度。北面官用契丹旧制管理契丹人和北方游牧部族，官员穿契丹服装，说契丹语，管的是宫帐、部族、军事之类的事务。南面官则仿照唐朝的官制，用汉人当官，穿汉服，说汉语，管的是农耕地区的赋税、司法和民政。一句话：用契丹的办法管契丹人，用汉人的办法管汉人。
这听起来简单，背后却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。要知道，在辽朝之前，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区，要么像五胡十六国那样陷入混战，要么很快就被汉人同化。辽朝走出了一条新路：不拒绝汉文化，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传统；不把契丹人和汉人强行捏成一样，而是让他们在同一个政权下各过各的。这种“因俗而治”的思路，后来被金朝、元朝乃至清朝以不同方式继承，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。
辽朝还实行四时捺钵制度。捺钵是契丹语的音译，意思是行在、行宫。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扎营，春天在湖边钓鱼捕鹅，夏天在阴凉处避暑，秋天在山林中射鹿，冬天在温暖的地方过冬。朝廷也跟着皇帝一起迁移。这套制度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，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安排：皇帝通过巡行，可以随时了解和掌控各部族的情况，防止任何一部势力坐大。
辽朝和北宋打了多年仗，澶渊之盟之后和平了一百多年。但辽朝最终没有亡于宋朝，而是亡于自己统治下的另一个民族。
再看西夏。
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。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，早年居住在青海、四川一带，唐朝时被迁徙到陕北和甘肃东部，替唐朝守卫边疆。唐末黄巢起义，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兵勤王，被赐姓李，封为夏国公。此后党项人在这一带默默经营了上百年，宋初依附宋朝，后来又依附辽朝，在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。
公元1038年，一个叫李元昊的人改变了这一切。他是党项首领，精通汉文和佛经，也深谙骑射和军事。他把祖父以来附宋附辽的屈辱政策彻底扔掉，宣布建立大夏国，自称皇帝。宋朝当然不承认，于是打了三年多的仗。宋军几次大败，伤亡惨重。但西夏毕竟是小国，人口不过几百万，经不起长期消耗。最后双方妥协：西夏向宋称臣，宋朝每年赐予银绢茶叶。名义上西夏低了头，实际上保住了独立。
元昊在制度上也很有建树。他创制了西夏文字，这是一种模仿汉字结构但笔画更复杂、谁也看不懂的新文字。他建立了一套以党项旧俗为基础、又吸取宋辽制度的官僚体系。他还下令党项人剃发易服，和汉人区别开来——这种对独立民族认同的刻意塑造，在当时的周边民族中相当罕见。
西夏在宋、辽、金之间存活了近两百年，一直到成吉思汗崛起，才在蒙古铁骑的反复打击下灭亡。它没有被宋吞并，也没有被辽金吃掉，靠着灵活的邦交手腕和坚韧的民族意志，硬是在强敌环伺中撑到了最后。这份韧性，值得后人敬重。
再来说金朝。
女真人是生活在今天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渔猎民族，受辽朝的统治和压迫。辽朝每年要他们进贡一种叫“海东青”的猎鹰，派去的使者还经常欺辱女真妇女。完颜阿骨打忍无可忍，公元1114年举兵反辽。第二年他就称帝，建立金朝。他以少胜多，摧枯拉朽般灭掉了辽朝，随后又南下灭了北宋。
金朝入主中原之后，面临的问题和辽朝类似：怎么管这么大一片地方，怎么治这么多汉人。他们起初也搞了自己的文字，女真大字和小字。但在制度上，他们大规模地沿用了辽宋的现成模式。猛安谋克制是他们的独创：把女真人和归附的各部族编为猛安和谋克，这是一种军事、行政和生产合一的组织单位，平时渔猎耕种，战时集结出征。这套制度在扩张时期非常有效，但随着女真人逐渐汉化、迁入中原后丧失了骑射传统，猛安谋克也慢慢变成了空架子。
金朝灭北宋之后，统治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，都城也从上京搬到了中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。它在南宋和蒙古之间又延续了一百多年。金世宗时期有一度繁荣，被后人称为“小尧舜”。但总体而言，金朝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好民族融合的问题。它既不像辽朝那样保留鲜明的游牧本色，也没有像后来的清朝那样系统地整合满汉关系，最终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覆灭。
公元1206年，蒙古高原上一个叫铁木真的人在斡难河源头被推举为成吉思汗。蒙古的崛起，是整部世界史最让人惊心动魄的篇章之一。
铁木真的童年过得很惨。他九岁时父亲被仇家毒死，族人离散，他和母亲、弟弟们靠捡野果、抓旱獭充饥。长大之后，他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打过去，把草原上分散的蒙古各部一一整合到自己帐下。他打破了旧的部落结构，把全军编成千户、百户、十户，各级长官都由他直接任命，不许世袭。他还颁布了《大札撒》，一套严酷但高效的法典。怯薛军是他最精锐的护卫，也是最忠诚的权力核心。他把这些不同部落出身的人捏成了一个整体。从此，草原上不再有塔塔儿人、蔑儿乞人、克烈人、乃蛮人的分别，他们都只有一个名字：蒙古人。
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发动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远征。向南灭了西夏和金朝。向西，蒙古骑兵穿过中亚草原，一直打到波斯和东欧。成吉思汗死后，他的儿子窝阔台灭金，孙子拔都建立金帐汗国统治今天俄罗斯一带，另一个孙子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国统治波斯。忽必烈则把目光投向了南宋。
从窝阔台时期起，蒙古就不断对南宋用兵。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四十多年。南宋军民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。襄阳守了六年，钓鱼城打死过蒙古大汗蒙哥。但大势已去。公元1276年，元军攻破临安，俘虏了年幼的宋恭帝。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大臣拥立新帝，在东南沿海继续抵抗了三年。公元1279年，崖山一战，宋军被围。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跳入大海，随行的十万军民纷纷投海殉国。宋亡。
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悲壮的瞬间。文天祥被俘后写下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他在大都的牢房里被关了三年，忽必烈亲自来劝降，说只要你归顺，你就是宰相。文天祥说，我是大宋的臣子，大宋亡了，我岂能独活。从容赴死。
忽必烈建立的元朝，是第一个由非汉族统一全中国的王朝。他定都大都，就是今天的北京。这个选择本身就很有眼光。北京处于农耕区和草原区的交界线上，往南可以控制中原，往北可以联结草原。从此以后，北京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，明清两代也以此为都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忽必烈推行汉法，但也保留了蒙古的传统。元朝把全国划分为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和若干个行中书省。行省这个制度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在当时的世界上，用这样一种标准化的行政区划来管理如此广大的疆域，是前所未有的。省下面设路、府、州、县。今天的很多省名，比如河南、江西、湖广、陕西，就是从元朝的行省设置沿革而来的。这是中国行政区划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。
元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深入。吐蕃地区在元朝正式纳入中央管辖，由宣政院管理。西藏的萨迦派高僧八思巴被尊为帝师，既负责宗教事务，也参与吐蕃地区的行政管辖。这件事意义重大。从元朝开始，西藏和中原王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制度化的联系，此后明清两代延续和完善了这一关系。元朝还在台湾设立巡检司，在西北设立宣慰司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如此辽阔、如此多样的疆域置于一个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。
民族政策方面，元朝实行了一套等级制度：蒙古人最上，色目人次之，汉人又次之，南人最下。色目人包括西域、中亚和欧洲来的各色人等，他们替蒙古人管财政和商业。汉人是指北方原金朝统治区的汉人、契丹人、女真人。南人是指南宋遗民。这套制度当然是不平等的。但它并不是后来人想象中那种法律条文上规定死的东西，而更多地体现在选官、司法、赋税等实际待遇上的差别。
由于元朝疆域辽阔，驿站体系非常发达，从大都到全国各地的驿站四通八达，沿着驿站还设有急递铺，传递紧急文书。这套交通网络不只是为了行政和军事需要，也极大地方便了商贸和旅行。正是在元朝，马可·波罗沿着这条驿路来到中国，留下了让整个欧洲惊叹的游记。尽管学术界一直对他是不是真的到过中国有争议，但他的书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，而这种想象，恰好印证了元朝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。
元朝统治中国不到一百年。它的崩溃和很多王朝一样，始于内部。皇位继承混乱，权力斗争不断，加上财政危机、通货膨胀、黄河泛滥，民怨沸腾。公元1351年，韩山童和刘福通等人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，他们自称“弥勒降生、明王出世”，起义军裹着红头巾，号称红巾军。烽火很快燃遍了全国。在众多起义者中，一个曾经当过和尚、做过乞丐的年轻人逐渐脱颖而出。他叫朱元璋，后来建立了明朝。
回看辽宋夏金元这四百多年，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单一政权独大的局面，总是好几个政权并存、对峙、互相交往。从契丹到党项到女真到蒙古，一个又一个北方民族崛起，进入中原，建立王朝，然后再被下一个取代。这个过程充满了战争和杀戮，也充满了贸易和学习。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为后来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治理样本，西夏用独特的文字塑造了自己的民族认同，金朝把首都定在北京开启了此后八百年首都史的序幕，元朝的行省制度和边疆管辖直接影响了明清乃至今天。
战争从来不是历史的全部。在战争和战争之间的和平岁月里，榷场上讨价还价的商贾，驿路上来来往往的使节，边境村庄里通婚的汉人和胡人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不同的世界编织在一起。这种融合，从来都是双向的。汉人向草原学会了骑马和吃羊肉，游牧民族向农耕区学会了筑城和收税。大元帝国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的时候，南人也许是痛苦的，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，这次统一把已经分离了四百多年的南北重新捏合在了一起，为明清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定型打下了根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