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章我们讲了隋唐的兴衰，从统一到盛世再到崩溃，像一条抛物线。但这条抛物线不是凭空画出来的。在它的背后，有一套制度在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运转。有些制度是隋朝草创、唐朝完善的，有些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。它们合在一起，塑造了中国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和经济的基本模样。这一章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套制度是怎么来的，又是怎么变的。
先讲朝廷里的事。
皇帝一个人管不了天下。他需要一套班子，帮他出主意、拟政令、执行政令。秦汉的时候也有丞相、御史大夫这些官职，但分工不是很清楚，权力往往集中在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手里。丞相权力太大，有时候能压过皇帝。隋唐的统治者看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设计了一套更精密的分工体系。
这套体系叫三省六部。
三省是哪三省呢？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。简单说，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，门下省负责审核，尚书省负责执行。一道政令从皇帝那里有了初步想法，交给中书省拟出具体的文字。中书省拟好了，送到门下省。门下省的官员从头到尾仔细审读：这个政令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？有没有违反已有的法令？实际操作可不可行？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，可以把文件驳回去，这叫“封驳”。只有门下省审核通过了，盖上印，政令才正式生效，然后交给尚书省去办。
这就很有意思了。皇帝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就能变成国家命令的。中书省草拟的时候可以把皇帝的意思往回拉一拉，门下省审核的时候还可以再挡一挡。皇帝当然可以绕过这套程序，但他面对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反对，而是一整套制度。一个运转正常的朝代，这套制衡是起作用的。唐太宗贞观年间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经常为了政令争来争去，李世民有时候被吵得头疼，但他忍了。他知道，要是下面的人只会点头称是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险。
尚书省是执行机构。它下面设了六个部，分管不同的事务：吏部管官员的考核和任免，户部管户口和赋税，礼部管礼仪和科举，兵部管军事，刑部管司法，工部管工程建设。这六部的框架，从唐朝一直沿用到清朝，名称偶有改动，但基本格局没变。六个部就像六根柱子，撑起了中央政府日常运作的全部内容。
当然，这套制度后来也有问题。中书和门下的制衡，在皇帝强势的时候运转得好；皇帝一弱，或者碰到一个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人，这套程序就形同虚设了。六部的权力也逐渐被一些临时设立的差遣性质的官职侵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三省六部制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：国家治理不是皇帝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而要经过一套规范的程序，不同环节之间有分工有牵制。这个理念，比具体的制度设计本身更珍贵。
再看另一件大事：怎么选官。
隋朝之前，选官主要看出身。魏晋南北朝搞九品中正制，名义上是把人才分成九个品级推荐给朝廷，实际上品评的权力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。一个人能不能做官，不看你学问多大，而看你姓什么、出身什么郡望。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，普通读书人没有出头之日。
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开始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。隋炀帝进一步设置了进士科，让读书人通过考试来做官。这是科举制的开端。不过隋朝太短，科举真正定型并大规模实行是在唐朝。
唐代的科举，主要有明经和进士两科。明经考的是儒家经典的背诵和理解，进士考的是诗赋和策论。两相比较，进士科更受重视，也更有光彩。因为写诗需要才气，需要对世事有自己的见解。考中进士的，被称为“白衣公卿”，一步登天。当时有句话叫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——三十岁考上明经已经算老了，五十岁考上进士却还算年轻。可见进士有多难考。每年到长安应试的各地举子多达数千人，录取的不过二三十人。孟郊考了一辈子，四十六岁才中进士，高兴得写下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
这件事的意义太大了。一个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人，只要读得起书，有才学，就有可能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。家族门第当然还有影响——毕竟能供得起孩子读书的多半是富裕人家——但门第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了。社会上下层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，虽然窄，但毕竟通着。这对社会的活力是极大的刺激。各地乡村里，孩子们在油灯下苦读，背诵圣贤的章句，练习应试的诗赋。他们也许一辈子考不中，但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，也接受了儒家那一套忠孝仁义的价值观。朝廷通过科举，不只是选拔了几十个官员，而是把整个帝国的读书人都纳入了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里。这是一套极其高明的统治术，同时也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。
到了唐朝后期和宋代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，实行糊名、誊录，以防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。科举最终取代了门阀，成为中国政治选拔人才的主流方式。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一个大国，用考试而不是用血统来分配权力，这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对政治制度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。
讲完朝廷和选官，再来看看土地和赋税。
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。这是从北魏就开始推行的一项土地制度，唐朝把它接了过来。具体做法是：国家把手中的荒地和无主土地分给成年男子，每人一百亩。其中二十亩是永业田，种桑树榆树，可以传给子孙。八十亩是口分田，人老了或者死了要还给国家，重新分配给其他人。在均田制的基础上，实行租庸调制。租是每丁每年交两石粮食；调是交本地特产，一般是绢或麻布；庸是服徭役，每年二十天，不去的话可以用绢来折算抵免。这套制度设计得相当合理。国家把土地分给农民，农民交租交布服役，相当于用劳动和实物来回报国家。农民有地种，国家有稳定收入，各得其所。
但均田制有一个前提：国家手里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可以用来分配。唐朝前期人口少，荒地多，这个前提是成立的。到了唐玄宗时期，天下承平一百多年，人口翻了好几倍，新开垦的土地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有权有势的贵族和地主，不断用各种手段把农民的土地兼并到自己名下。失地的农民变成了佃户，或者干脆逃亡。国家能收回重新分配的口分田越来越少，均田制就维持不下去了。
均田制一瓦解，租庸调制也跟着失效了。因为租庸调是按人头收的，你名下有一丁就收一份税。现在农民都跑了，户籍上还是那些名字，税却收不上来。朝廷财政越来越困难。
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，也就是公元780年，宰相杨炎推行了一项重大改革：两税法。这个改革的核心思路是：国家不再按人头收税，也不管你种的是不是国家分的田，只看你实际有多少财产、多少土地，按贫富等级来征税。一年分两次征收，夏天一次，秋天一次，所以叫两税法。收的也不再是粮食和布匹，而是折算成钱币。
这个变化太深刻了。它意味着国家承认了土地私有的事实，不再试图控制每一块田地的归属。均田制是国家管着土地、管着农民；两税法是国家只管收税，至于你怎么种地、在哪里种地，不太管了。这种从“管人”到“管税”的转变，是经济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转型。
两税法在实行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。财产的评估往往不准确，官吏和豪强勾结，把负担转嫁给小户人家。而且改为征钱之后，农民手里只有粮食没有铜钱，要卖粮换钱交税，中间又被商人盘剥一层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两税法的基本原则——按财产征税、分夏秋两季征收——一直沿用到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。它标志着一个更务实、更灵活的财政体系的建立。
讲完了这些制度，最后来看看隋唐时期的路、车、船、城市和市场。制度是骨架，而真正让一个时代活起来的，是人的流动和物的交换。
隋朝修了大运河。隋炀帝修运河的动机也许很复杂——他想去江南游玩，他想更方便地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来供养军队和朝廷——但客观上，这条运河改变了中国。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，北到涿郡，南到余杭，把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了一起。从此，江南的稻米、丝绸、茶叶可以一船一船地运往北方，北方的铁器、马匹、干果也可以运往南方。中国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真正成了一个整体。后来唐朝的关中地区人口密集，本地的粮食已经不够吃了，全靠运河从江南运粮来维持。唐德宗的时候，有一次漕运中断，长安城里米价飞涨，禁军差点哗变。粮船一到，德宗跑到东宫对太子喊：米来了！我们父子得救了！运河的重要性，没有比这个场景更能说明问题的了。
除了水路，唐朝还有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。以长安为中心，辐射出通往全国各地的驿道。沿途设有驿站，备有马匹和食宿，供传递公文的信使和过往的官员使用。全国驿站多达一千六百多处。这些驿道不仅服务于行政和军事，也极大地方便了商旅往来。商人赶着驼队和马车，沿着驿道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，把各地的货物运到需要它们的地方。
说到长安，那是一座让人惊叹的城市。面积大约八十多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百万。全城规划得像一个巨大的棋盘，街道笔直，正南正北。最宽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多米。城里分成一百多个坊，每个坊都有围墙和坊门。每天早上敲钟，坊门打开；傍晚击鼓，坊门关闭。夜里实行宵禁，街上有金吾卫巡逻。长安有专门的商业区，东市和西市。东市靠近皇宫和贵族住宅区，卖的是高档货；西市更热闹，胡商最多，有波斯的珠宝、西域的葡萄酒、天竺的香料。在这些市场上，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人挤在一起讨价还价。
长安不只是一座城，它是一个符号。当时来长安的外国人，有日本的遣唐使、朝鲜的留学生、波斯的商人、天竺的僧人。日本遣唐使冒着生命危险渡海而来，在中国学习制度、文字、建筑、佛法，然后回去改造自己的国家。今天京都和奈良的格局，还能看到长安的影子。西域的胡旋舞在长安风靡一时，杨贵妃和安禄山都会跳。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包容，是唐朝最迷人的气质之一。
当时的城市也不止长安一座。洛阳是东都，繁华程度不亚于长安。扬州在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，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。商人们在这里转运盐、米、茶叶、瓷器。杜甫有诗写扬州的富庶：“商胡离别下扬州，忆上西陵故驿楼。”广州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，来自波斯湾和印度的海船在这里停泊，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，抽税以充国库。成都则以精美的蜀锦闻名，有“扬一益二”的说法——天下繁华，扬州第一，益州第二。
在这些城市和商路上，不只是丝绸和瓷器在流动。音乐、舞蹈、杂技、医术、天文知识，也沿着同样的路网传到长安，又从长安传向四方。佛教的经典被一箱一箱地运回来，在寺院里由高僧主持翻译。景教、祆教、摩尼教也随着商队进入中国，在长安建立了自己的寺院。虽然这些宗教后来大多消亡了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，这个帝国曾经多么开放、多么自信。它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，因为它相信自己的文化足够强大，可以吸收和消化。
回头看隋唐的制度遗产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那些设计精良的制度，往往在运行了一两百年之后就走不下去了。三省六部曾经让唐朝的行政效率远超前代，但到了中晚唐，被临时差遣的使职架空，渐渐变成一具空壳。科举曾经为帝国注入了新鲜血液，但到了明清，八股取士又成了束缚思想的枷锁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曾经成就了贞观和开元，但一旦人口增长、土地兼并，就再也转不动了。
这不是哪个皇帝特别英明或者特别昏庸的问题。任何制度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问题设计的，时代在变，问题在变，制度的有效性也必然衰减。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良好运转，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，为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条件，已经很了不起。要求一套制度永远管用，本身就是不现实的。重要的是，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调整、不断创造新的办法。隋唐的制度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成为了后世一千多年的基石和参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