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9月18日深夜，沈阳北郊柳条湖。一弯残月挂在夜空，东北的秋天已经很凉了。南满铁路的枕木上结了一层薄霜。没有人知道，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阴谋正在这寂静的夜色中悄然展开。
十点二十分左右，一声巨响打破了深夜的沉寂。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被炸断了。爆炸的规模并不大，火车照常通过都没有问题。但爆炸的制造者——日本关东军的几个军官——根本不需要更大的破坏。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。爆炸之后，关东军立刻宣称是中国军队袭击了铁路，随即向沈阳城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。
这就是九一八事变。
守卫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，共有八千余人。他们手里有枪有炮，而发动进攻的关东军不过数百人。当士兵们从梦中惊醒、本能地拿起武器准备抵抗时，得到的命令却是：不准抵抗，把枪锁进仓库，回营房待命。这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从北平传来的指令，而指令的来源，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。多年以后，张学良在回忆中反复强调，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与蒋介石无关。不管这个决定来自谁，事实是：面对数百名日军，八千东北军士兵在上级的一再严令下，放下了武器。有的人是砸开仓库自行拿起枪来的，有的人是哭着放下枪的。
日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北大营。天亮之后，沈阳城也落入日军手中。全中国最大的兵工厂、二百多架飞机、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，全部拱手让给了侵略者。从9月18日到次年2月，不过四个多月时间，东北三省全部沦陷。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壮丽山河，三千万骨肉同胞，就这样被送掉了。
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，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。东北的煤炭、铁矿、大豆、森林，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。东北人民被推入了殖民统治的深渊，在学校里必须学日语，在工厂和矿山里像牛马一样劳作，抗粮抗捐的农民被整村地屠杀。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偏远的村庄里到底死了多少人，因为没有人去统计。
但东北人民并没有屈服。东北军旧部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进行了一场壮烈的抵抗，虽然最终失败，但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。各地的义勇军风起云涌，在山林和雪原上与日军周旋。后来这些分散的抗日武装陆续被中共满洲省委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。抗联战士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，冬季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，他们穿着单衣在密林深处露营，没有粮食就吃树皮、啃草根。杨靖宇将军牺牲后，日军剖开他的胃，发现里面只有棉花和草根，没有一粒粮食。赵一曼在被俘后受尽酷刑，始终没有吐露任何机密，她在赴刑场的路上留给年幼的儿子一封遗书。这些人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。
日本侵占了东北之后，并没有满足。它的目标是全中国。1932年初，日军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，十九路军在蔡廷锴、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，打得日军三易主帅。上海各界民众冒着炮火给前线送饭送水，一个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冒着弹雨，把一面青天白日旗送到了四行仓库坚守的八百壮士手中。那面在硝烟中飘扬的旗帜，让整个上海的市民热泪盈眶。然而，十九路军在优势敌军面前最终被迫撤退，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驻防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驻扎。
东北沦陷之后，日本的矛头指向了华北。1933年初，日军进攻山海关，中国守军安德馨营长率全营官兵战至最后一人。此后日军占领承德，热河沦陷。冯玉祥、方振武、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，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多伦等失地。但国民政府拒不承认同盟军，甚至派兵夹击，吉鸿昌后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。他在刑场上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首诗：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。坐下来，面对枪口，从容赴死。1935年，日本进一步策动“华北自治运动”，逼国民政府签订《何梅协定》，迫使国民党的党政军势力撤出河北和平津。日本人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：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。
华北危急。平津危急。中华民族危急。
1935年12月9日，北平的学生再也无法沉默。他们走上街头，迎着军警的棍棒和水龙，高呼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。水龙在零下的气温中喷到学生身上，衣服立刻结成冰。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一二九运动像一声惊雷，震醒了沉睡的华北大地。随后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纷纷罢课示威，工、商、妇女各界也相继成立了救国会。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呼声，从校园传播到了工厂，从城市传播到了乡村。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》周刊，每期都在呼唤抗日救亡。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彻大江南北：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
但蒋介石政府仍然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把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当做首要任务。1936年，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围剿红军。东北军将士的家乡已经沦陷五年了，他们不想打内战，只想打回东北老家去。红军也喊出了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“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”的口号，和东北军在战场上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。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，亲自飞赴西安督战，强令张杨二部限期进攻红军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，扣留了蒋介石，逼他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。事变发生之后，整个局势极其复杂和危险。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主张武力讨伐，准备派飞机轰炸西安，实际上是想要把蒋介石炸死在西安，好自己取而代之。日本方面密切关注，希望中国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。张学良和杨虎城也感到压力巨大，骑虎难下。就在这个危急时刻，中共中央在仔细分析局势之后，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调停。中共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，主张和平解决事变，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，就释放他回南京。经过艰苦的谈判，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等条件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使十年内战基本结束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关键的前提。
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，并没有马上兑现他全部的承诺。但是他毕竟不再全力围剿红军了，国共双方开始了关于合作抗日的实质性谈判。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，在一丝一毫地艰难形成。
1937年7月7日晚上，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附近，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，被中国守军拒绝。随后日军炮轰卢沟桥和宛平县城。驻守在这里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官兵奋起抵抗。团长吉星文在炮火中指挥作战，他对部下说：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。日军战死一人，我们用十人去抵；卢沟桥失一寸，我们用命去拼。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桥头倒下之前，用手死死攥住刺刀的刀柄，刺刀的尖端还插在敌人的胸口。
七七事变爆发了。战火从北平近郊迅速蔓延开来，平津相继沦陷。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激战中壮烈殉国。接着，日军把战火烧向上海，八·一三淞沪会战爆发。数十万中国军队从全国各地赶来，在狭小的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。来自四川的刘湘，在重病中率川军出川抗战，他在给国民政府的一份电文中说：抗战到底，始终不渝，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，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。一个年轻士兵写给母亲的信中说：娘，国难当头，儿不能尽孝了。儿不孝，不能给娘养老送终了。儿走了，不要找儿，就当没有生过儿。儿走了很远很远，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。
战争迅速扩大。北平沦陷，天津沦陷，上海沦陷。1937年12月，南京沦陷。日军攻入南京城之后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。三十余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百姓，在短短六周内被屠杀。这座城市被洗劫一空，大火烧了数十天不灭。强奸、纵火、杀人竞赛，人世间最不堪的罪恶在那座沦陷的古城中轮番上演。许多年后，幸存者回忆起当年仍然浑身颤抖。他们很多人在那一天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有的被刺刀捅穿了腹部，有的被活埋在万人坑里，有的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。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是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。
南京沦陷之后，日军乘势北上，企图南北对进，打通津浦铁路。1938年春，日军在徐州会战中遭遇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。在台儿庄，中国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，经过十数日血战，歼灭日军一万余人。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。消息传开，举国振奋。然而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扭转整体的劣势。此后武汉会战、长沙会战，中国军队节节抵抗，节节后撤。大片国土沦入敌手，人民在战火中辗转逃亡。华北的村庄被焚烧，江南的水田被马蹄践踏，武汉三镇在轰炸中化为瓦砾，重庆的防空洞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们。在南京的废墟上，一个幸存的老人用粉笔在一截烧焦的墙壁上写下了两个字：活着。侵略者可以炸平城市，可以烧光村庄，可以肆意屠杀，但他们炸不掉中国人的脊梁，烧不尽中国人的血脉。
1937年9月，也就是七七事变后不久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。蒋介石发表谈话，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。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。他们穿着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军装，但他们的心里装着自己的信仰。他们开赴敌后，在日军的后方建立根据地，用游击战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在太行山上，左权将军战死在十字岭，他是抗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。
历史永远不能忘记。不能忘记九一八之夜的枪炮，不能忘记南京城下三十万死不瞑目的魂灵。不能忘记赵一曼在囚车上的回眸，不能忘记吉鸿昌在刑场上的诗句，不能忘记每一个像石头一样沉默、像山一样坚韧的中国人。他们用血肉之躯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扛起了整个国家，他们的苦难与不屈，将永远镌刻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