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伐军势如破竹，工农运动风起云涌。到1927年初，国民革命军已经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，长江以南尽入革命版图。然而，革命越向前推进，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裂痕就越深。一场血腥的背叛正在悄悄逼近。
矛盾首先在农村爆发。农民运动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省如烈火燎原，农会带领农民减租减息、清算土豪劣绅，有的地方甚至开始丈量土地、准备重新分配。地主阶级惊恐万状，他们的代表在国民党内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反对声音。北伐军中的许多军官本身就出身于地主家庭，看到自己老家的田产受到威胁，革命热情迅速冷却。与此同时，工人运动也在城市里持续高涨，罢工、示威此起彼伏，外国列强和在华资本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1927年3月，北伐军攻克上海和南京。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，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，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，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了中国最大的城市。八十万上海工人涌上街头欢呼胜利。但就在同一个春天，英美军舰炮击南京，制造了南京惨案。列强对革命的仇视已经不加掩饰。
蒋介石看到了机会。他已经在暗中与江浙财阀、上海帮会头目以及列强驻华代表频繁接触。他判断，继续和共产党合作、继续容忍工农运动，就会失去列强的承认、失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支持、失去所有有枪有钱有势的群体的拥护。而他要建立的是自己的权力，不是工农的天下。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。帮会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各区工人纠察队，缴械、抓捕、屠杀。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上街游行请愿，遭到机枪扫射，宝山路上一时间血流成河。上海总工会被查封，共产党组织和左派团体被砸毁，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捕杀。据后来的统计，仅仅三天之内，上海就有三百多人被杀，五百多人被捕，失踪者不计其数。
三天之后，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。李济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，在广州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，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千人。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浙江，凡是蒋介石势力所及的地方，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南京随后成立了另一个“国民政府”，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，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，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。7月15日，武汉的汪精卫也公开反共，宣布与共产党决裂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，在血泊中宣告失败。
在这场政变中被杀害的人，很多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党员骨干。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，在狱中受尽酷刑，始终坚贞不屈。4月28日，他被处以绞刑，临刑前从容登上绞刑台，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。他说，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。那一年他三十八岁。还有陈延年、赵世炎、萧楚女、向警予，这些年轻的生命，在最绚烂的年华戛然而止。仅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三十多万人。共产党遭受了建党以来最惨重的损失。
但他们没有被杀绝。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从尸山血海中爬了起来，擦干了身上的血迹，掩埋了同伴的尸体，拿起了武器。
1927年8月1日，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人率领两万多北伐军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。起义军经过数小时激战，全歼南昌守敌，占领了南昌城。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、创建人民军队的起点。南昌起义震动了全国，也向全中国宣告：共产党没有被杀光，他们要拿起枪来继续战斗。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，史称八七会议。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。毛泽东在会上说了那句著名的话：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。
八七会议之后，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，组织秋收起义。起义部队起初攻占了几座县城，但在强敌反击下很快受挫。毛泽东果断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，决定把队伍带上井冈山。这支部队的成分很复杂，有农民、有工人、有旧式军人，还有被收编的地方武装。毛泽东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，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在连以上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，实行民主管理。这一系列措施后来证明极其重要，它把这支成分混杂的散兵游勇，渐渐锻造成了一支有理想、有纪律、有战斗力的新型人民军队。
1927年10月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到达井冈山。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，山高林密，地势险要。毛泽东在这里收编了当地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农民武装，开展游击战争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。1928年4月，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到达井冈山，与毛泽东会师。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，朱德任军长，毛泽东任党代表。朱毛红军从此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。
从井冈山开始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。俄国革命是先夺取中心城市，然后向农村推进。中国的情况不同。反动统治的力量集中在城市，而农村是它们统治的薄弱环节。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，他们渴望土地，有强烈的革命要求。毛泽东在实践中最先认识到这一点。他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，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和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，开展土地革命，发动群众，以农村包围城市，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。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，星星之火开始燎原。
到1930年前后，全国已经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。其中最大的一块是赣南闽西根据地，也就是中央苏区。在根据地内，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，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。世世代代给地主交租的贫苦农民，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。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看成了自己的救星。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，母亲送儿子上战场，这在苏区是极其常见的画面。红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，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大规模围剿。
然而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。1931年之后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僵死的教条，脱离中国实际，在军事上抛弃了毛泽东、朱德等人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，主张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、堡垒战。1933年秋，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，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。这次红军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下，与敌人正面硬拼。根据地越打越小，伤亡越来越惨重。到1934年秋天，除了战略转移以外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于都出发，开始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伟大战略转移。长征初期，左倾领导人在军事上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，湘江一役，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，鲜血染红了江水。在危急关头，毛泽东力主放弃与湘鄂川黔红军会合的原定计划，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。这个建议被采纳之后，红军攻占遵义。1935年1月，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彻底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，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从此，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，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，把围追堵截的几十万敌军甩在了身后。之后翻越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，走过了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。饥饿、严寒、缺氧、疾病，每时每刻都在夺走战士的生命。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，再也没有起来。一个炊事班的班长背着一口锅，倒在雪山上，锅还稳稳地背在背上。一个年轻的小战士过草地的时候陷进泥沼，战友们伸手去拉他，他说，别管我，往前走，然后看着他们，慢慢地沉了下去。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。他们可能不识字，没见过大城市，不知道革命理论有多少条多少款。他们只是相信，跟着红军走，就是跟着希望走。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，与陕北红军会师。1936年10月，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抵达甘肃会宁，三大主力会师，长征胜利结束。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，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七千人。但正是这不到七千人，成为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燎原大火的火种。
长征结束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找到了新的落脚点。而就在同一时期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在步步深入。民族危机压倒了一切。延安，这个陕北的贫瘠小镇，即将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心脏，吸引着全国各地千千万万向往光明的人们。